1941年，朱凡被俘，日军见普通酷刑无法让她开口，就把她带到湖边，将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朱凡原不姓朱，姓陆，名慧卿，1919年出生在鄞州，后跟随家人迁居上海。朱凡的父亲是浙江富商，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工厂，所以朱凡的童年时代是富足殷实的。

1937年，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朱凡父亲的工厂在日军的轰炸下化为灰烬，断了经济来源——朱凡家破产了。万般无奈下，朱凡的父母在日占区租了一家小店，但仍不能维持家庭花销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朱凡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讲侵华日军在东北地区的罪恶行径，内心十分悲痛，听到抗日英雄的故事又深受鼓舞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一颗革命的种子在小朱凡心中生了根、发了芽。

此时，朱凡又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上海烧杀抢掠，她的内心只有恨。一日，朱凡把正在上小学的弟弟们叫到房间，拿出秋叶海棠图说道：

“之前中国东北地区被占领，如今上海又被占领，这片漂亮的‘叶子’很快就会被啃食殆尽，如果再不抗日，我们就成了亡国奴！”

朱凡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在学校，朱凡与同学们积极响应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，一次又一次上街示威游行，发展学运。学习之余，朱凡又阅读许多进步书籍，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。

后来，朱凡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“雪影社”，并很快成为骨干力量。也是这时，她正式使用“朱凡”这个名字，“朱”是赤色，代表共产党；“凡”是平凡，激励她要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。

在朱凡影响下，她的几个弟弟也改姓“朱”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
1939年夏秋之交，朱凡再也按捺不住抗日报国之心，她告别亲人，来到苏常太根据地参加江抗。

这期间，朱凡在陆家小学担任校长，白天教学、晚上从事抗日工作，带领群众们学理论、学文化。同时，朱凡还积极为苏常太地区劳动妇女争取权利，黑心资本家老板不敢再随意剥削女工。

1941年，朱凡先后出任横泾、辛莫区委书记，此时苏长太抗日根据地正蓬勃发展，引起日伪注意，这年1月起，日伪连续开展多次残酷的“清乡”扫荡。

在上级党组织统筹考虑下，结合目前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现状，为保留抗日有生力量，组织决定转移一批根据地干部，朱凡自然也在名单上。

撤离这天，朱凡思虑再三，找到首长说：“还有大批战士在根据地，我要留在这里，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。”

此时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复杂，每天都有战士被日伪抓获，见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自己身边消失，朱凡不禁悲从中来，但为大局，朱凡只得强忍悲痛，带领同志们继续战斗。

为更好开展工作，朱凡脱下军装，换上普通农民衣服，学了一口正宗常熟口音以此迷惑前来扫荡的日军，一次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成功逃脱。

7月的一天清晨，朱凡像往常一样前往辛莫区的一处尼姑庵开会——大部队撤离后，区委就将会议地点设在了这里，按时召开反“清乡”会议。

可朱凡不知道的是，区委里有被日伪抓住叛变的干部，现在，日伪已经掌握了朱凡等人秘密开会的地点。

朱凡点名时，发现这名留下的干部不在会场，意识到不对的她正欲解散会议，昆承湖却传来响声。

朱凡终究晚了一步——大批日伪驾驶汽艇停驶在湖面上，很快尼姑庵被包围，朱凡被捕。

见钓到区委书记这条“大鱼”，日军长官按捺不住激动心情，把朱凡吊在尼姑庵，现场审讯起来，企图从她口中套出根据地详细情报。

面对日伪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，朱凡始终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。

恼羞成怒的日伪忍无可忍，把奄奄一息的朱凡两腿岔开，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，日军长官狠毒地说道:“你说不说？不说可要下命令把你撕成两半！”

“呸！共产党人的意志是撕不碎的。”这是朱凡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

“不可理喻！无可救药！”随后，日军长官下令，两艘汽艇分别向反方向驶去，拖着朱凡在湖中横冲直撞……那天，昆承湖的芦苇被染成了红色……

日伪走后，根据地乡亲们在昆承湖打捞了三天三夜，愣是没找到朱凡的遗体.

正如这些生长在湖里的芦苇一样，22岁的朱凡在湖中生了根、发了芽，把自己生命融进了这一湾碧水中、融进了根据地所有乡亲们的心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收藏并展出了朱凡烈士相关历史资料。朱凡烈士家乡为她建了广场，树了红色芦苇雕像，鲁迅文学奖得主为其创作了《芦花红·芦花白》的诗篇。

朱凡烈士的光荣事迹，将永远激励我们，将永远成为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，向朱凡烈士致敬！